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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賈敬龍案:審判邏輯的精致度與說服力

        法學學術前沿 2021-10-07 06:10:27
        賈敬龍案:審判邏輯的精致度與說服力
        ——關于主裁判文書的形式析評
        作者:SM.Leman
        來源:作者惠賜
        責編:牧野
        【法學學術前沿】賜稿郵箱:fxxsqy@163.com

        “讀書不是為了雄辯和駁斥,也不是為了輕信和盲從,而是為了思考和權衡?!?/p>


        ?????????——[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

        “常言道,上帝能夠創造一切,只是不能創造違反邏輯規律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不能說一個“非邏輯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p>


        ?????????——[英]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
        [法規鏈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六十七條第一款 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
        ?
        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 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二審改判無罪,以及二審發回重審后作無罪處理的,作出一審有罪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

        前言: 回避實體問題的形式分析


        賈敬龍故意殺人案直到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刑核24229390號《刑事裁定書》送達辯護律師后才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其成為社會熱點問題有點晚,但會持續比較長,至少會延續到賈被執行死刑或者被不執行死刑之后一段為期不會太短的時間。

        截至目前,有關案情的確切且公開資料僅限于上述死刑復核裁定書、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石刑初字第00138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冀刑終27號《刑事裁定書》,公示的案件信息并不充分。在此情景之下,公眾對賈案的關注及其態度傾向——無論是反對核準賈死刑抑或是支持,主要還是受了直覺、成見、道德、情感等的牽引驅使,具有較強的主觀色彩,只要未逾越表達自由的界線,不值非難;但如果真要就案件實體問題裁判論出個孰是孰非、何去何從,既非一件易事,更非一件義事。


        然而,通過研讀上述三份主裁判文書、尤其是一審、二審的判決裁定,不難發現其蘊含的邏輯和表達的藝術似乎存在著某種百密一疏、欲言不盡的缺憾,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其明是非、斷曲直、辨黑白的作用和效用,雖不能說是引發了、但也不能不說是加劇了絕大多數不明就里的公眾的困惑乃至是質疑,殊有細致疏理與詳盡闡解之必要?;诖朔N考慮,筆者的考察范圍,始終限于對主裁判文書的形式分析,即使牽涉案情,也只是為了限定考察對象,并且盡最大可能對進行邏輯周延的假設。


        1.有罪命題證成的標準與責任(一)
        ??????? 在核準賈死刑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無論彼此的立場如何尖銳對立,也毋庸置疑地存在著一個底限性共識,即論處賈死刑必須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裁量刑罰適當,任意項——包括該項的主要構成要素——的錯誤或者不確定,都將葬送整個死刑判決裁定的正當性基礎。事實上,反對者反對核準賈死刑的主要理由,亦是直接關系到賈之罪責刑后果的重要情節——賈之自首及被害人何×華的過錯——未被認定和考量。

        本案的一審、二審裁判均未認定賈構成自首,未認定何有過錯,也就是說對賈論處死刑是以賈未自首、何無過錯為預設前提的,一旦此種預設前提不成立(賈構成自首,或者何有過錯),論處賈之死刑裁判的基礎勢必被撼動,甚至坍塌。


        就賈是否構成自首問題而言,一審、二審裁判不予認定的理由是:①賈雖然編輯短稱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未發送;②賈作案后未拔打110報警電話;③賈系駕車逃離現場時被群眾駕車撞傷后抓獲,謂其正在投案途中證據不足。實是一種有關賈之行為的自首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否定判斷:1)賈是否“確已準備去投案”;i2)賈被抓獲之時是否“正在投案途中”。就賈是否構成自首問題,可以將其歸結為一個肯定性或者否定性命題


        命題一(肯定性命題;反對核準賈死刑立場):賈有投案意向(P);賈(被抓時)在投案途中(Q)→賈的行為構成自首。

        或者,

        命題二(否定性命題;支持核準賈死刑立場):賈沒有投案意向(P);賈(被抓時)不在投案途中(Q)→賈的行為不構成自首。


        1)就賈有無投案愿意的判斷P而言,其是一個包括多個對象p1、p2……pn的類概念,根據類概念之中的對象均得具有類屬性的基本要求,謂賈沒有投案意向,實是謂與投案具有關聯性之全部言行——確定包括但確定不限于①?②(至少還包括③以非短信方式表達投案意愿;④向事先擬發送短信對象——如前女友——以外的人表達投案意愿)——均不具有投案的屬性,要求的是一種全稱判斷。一審、二審裁判采用的是不窮盡列舉的證明方式,只是指明特定判斷賈之言行①?②不具有投案屬性,不能涵蓋對應概念(賈之與投案相關言行P)的全部外延,達不到全稱否定賈有投案意愿的證明標準。


        事實上,并非所有自首之人都在決定、實施、完成自首前向非公檢法機關以外的第三人表達投案意愿(甚至并不多見),且其有無此種表現與其有無向公檢法機關投案的真實意愿既非同一概念,亦不必然關聯,兩者之間不具有可替換性。因此,就確定被告人是否有自首意愿而言,除直接訊問外,采用證偽方式確定其有無自首意愿(實際傾向性否定)并不可采取,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還真得謹慎采用,以免作繭自縛。


        2)就賈有無在投案途中的判斷Q而言,其實屬于有關賈之行為的性質之辨,其蘊含的命題是:賈在投案途中=具有投案屬性→構成自首/賈不在投案途中=不具有投案屬性→不構成自首。此類判斷,須以賈有投案自首意愿為前提,并以其運動的地域、路線為考察對象:


        i)在賈之運動未超出案發地—派出所駐地距離的情況下,取決于其運動路線是否向著派出所(如果遭遇干擾可合理迂回):向著派出所→在投案途中;偏離安派出所→不在投案途中。


        ii)在賈之運動距離超出案發地—派出所距離情況下,除非其出界后重新確定投案愿意,即確定地不在投案途中。


        由此可見,意欲否定賈在投案途中,須得言明賈在無干擾情況下已經偏離運動向派出所的路線,或者已經超出了運動至派出所的距離。


        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審、二審裁判以賈“駕駛轎車逃離現場時被群眾撞傷后抓獲,其訴稱正在投案途中被抓獲的證據不足”否定賈在投案途中→不構成自首,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法釋(1998)8號文第一條規定“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只要求判斷賈之行為的屬性=有無正在投案途中,而一審、二審裁判將其錯置為結果之辨=有無成功抵達投案地點,殊不恰當;另一方面,一審、二審裁判以賈被抓獲為由否定其行為的投案屬性,實是以非可歸因于賈之事由(群眾抓捕)要求其承擔不利后果(不被認定為投案),有違正義的歸責原則。就后者而言,究法釋(1998)8號文第一條規定之“……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之意,要求行為人成功投案是以其未受外界干擾為預設前提的,行為人之投案性質不因非可歸因(責)于其本人事由致使投案遲延(中斷、終止)而受影響。

        2.有罪命題證成的標準與責任(二)
        ???????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有關賈有無構成自首的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它關系到=取決于欲以論證命題的表達方式及其邏輯值真假的確定方法。此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準確區分命題的謂詞(肯定與否定)屬性概念與命題的邏輯(真與假)屬性概念。

        面對命題一——“賈的行為構成自首”和命題二——“賈的行為不構成自首”,究竟應當確定何者作為司法裁判論證的對象/論點,取決于對刑訴法舉證責任概念的科學和準確界定。


        “誰指控,誰舉證”、舉證不能須得“無罪推定”/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看起來是一項耳熟能詳、以致任何注解都顯多余的刑法/刑訴法基本原則,但事實并非如此:


        ①被告人有罪、應當從重處罰的證明責任應當由控審方承擔。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原則與要求。


        ②被告人無罪、罪輕、應當/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證明責任究竟應當由誰承擔?此一問題立法不盡明確,直觀或者通念認為應當由辯方承擔,甚至大多數人在理論上作此理解,在實踐中依此行事。但細究起來,答案并非如此:


        《刑訴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雖然明確了控審方須承擔兩種向度互逆的證明責任——正向證明責任=證明被告人有罪/犯罪情節重與其逆向證明責任=證明被告人無罪/犯罪情節輕,但兩者之間有著本質性的差異,以致于意圖據此要求控審方(窮盡)承擔賈構成自首(而不是不構成自首)的舉證責任,既沒有充分的正當性根據,又沒有足夠的現實可行性:


        i)兩者的正當化根據不同。正向證明責任源于控審方的指控/確認犯罪職能;逆向證明責任源于控審方作為公權力機關應有的客觀公正立場,自其根本而言,與其指控/確認犯罪職能或并不兼容(個中原由需另撰文深入論述之)。


        ii)兩者的地位作用不同。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諳知、至少難于否認正向證明責任與逆向證明責任在控審方心目中的地位作用天差地別、不可同日而語,以至于絕大多數公眾不假思索地認為此種逆向證明責任應當由辯方來承擔。但是,


        控審方指控/確認犯罪的本質是使被告人遭受一種不利的刑罰后果,這種不利后果既指控審方直接加諸其身的刑罰惡害,也應當包括防止/阻截被告人罪責刑的減損,即證明其不具有罪無、罪輕、應當/可以從輕、減輕、免除罪責刑的事由。由此決定本案之控審方與辯方有關賈有無構成自首之爭的應當以命題二而不是命題一來歸結和表達。即,


        1)論點:賈的行為不構成自首。(±)


        在此論點之下,控審方應當承擔證明該命題的邏輯值為真(+)的職責,應當根據自首的構成要件逐一否定賈之言行的符合性,實處于一種全面論證/防御立場;辯方欲達成推翻此論點的目的,僅須證明控審方之任意論據的邏輯值為假(-)——如賈有投案意向或者賈被抓時正在投案途中,即證明控方審的論點的邏輯值為假(-),實處于一種任意進攻/駁斥立場。


        一旦控審方的立論命題——賈的行為不構成自首——的邏輯值為假(-),本案有關賈是否構成自首的問題即確定地掉入“罪疑從輕從無→做出有利于被告人解釋”的無阻且便利通道,迎刃而解。


        相反,倘若以命題一作為控審方和辯方爭執的論點,必然導致雙方進攻與防守立場的對調,也會證明責任與方式的逆向顛轉。即


        2)論點:賈的行為構成自首。(±)


        在此論點之下,基于前述理由,實際應當由辯方承擔證明該命題邏輯值為真(+)的職責,應當根據自首的構成要件逐一證明賈之行為的符合性,實處于一種全面論證/防御立場;控審方欲達成推翻此論點的目的,僅須證明辯方之任意論據的邏輯值為假(-)——如賈沒有投案意向或者賈被抓時不正在投案途中,即證明辯護的論點的邏輯值為假(-),實處于一種任意進攻/駁斥立場。


        如是觀之,一審、二審裁判論證賈不構成自首的思維,實是控審方與辯方進行不該換位的換位。當然這種互換,對于控審方而言,或是無意識的;對于辯方而言,則是無察覺的。

        3.被害人過錯概念的限縮前提
        ??????? 被害人過錯具有減損被告人罪責刑的法律意義,且兩者逆相關——被害人過錯越大,被告人罪責刑越輕;因被害方過錯引發的案件應當慎用死刑立即執行。此既是《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剛性要求,亦屬法學理論界和法律實務界的普遍共識。

        本案一審、二審裁判不認定何領導、組織、指揮、參與(統稱參與)拆除賈之住房屬違法強遷、甚至二審裁判據以不認定何有過錯的理由是:①被拆除的房子系賈父所有(非屬賈本人所有,筆者注);②賈父已簽署拆遷協議同意拆遷;③賈父已按所簽署協議收到2套房屋及拆遷安置費,并認可此事;④村委會委托的第三方評估了賈父被拆除的二層房屋;⑤辯護人提交的拆遷錄像不能證實拆遷存在違法行為??梢燥@見一審、二審裁判雖然對于被害人有無過錯及該過錯的刑罰意義給予了高度重視和詳盡評價,但并未準確析理“被害人過錯”與“違法強拆”之間的關系,甚至更大可能是將前者限縮為后者,以至于得出被害人非違法強拆即無過錯的結論,實是對將“被害人過錯”限縮為“違法強拆”,撇開其最終的裁判意義,此法在形式邏輯推理方面失諸邏輯周延。


        就本案所涉“違法強拆”的概念而言,具有兩個外延:i)拆遷事由的違法性。即拆遷者并無實施拆遷的合法手續,如未取得政府拆遷批文,未與拆遷對象簽署履行有效協議,或者雖然簽署了拆遷協議但采用了暴力、脅迫、要挾、威脅手段等;ii)拆遷方式的違法性。即拆遷者未按照法律規定或者協議約定的條件、方式、時間拆遷,或者給拆遷對象造成了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刺激與損害等。就其與被害人過錯的關系而言,


        1)如果拆遷事由違法,何作為拆遷方的代表參與拆除賈所住房屋即違法→對于引發賈之犯罪有過錯——即使此種過錯純屬替真正的拆遷方(如開發商)“代人受過”亦在所毋論。一審、二審裁判否定了此項內容。


        2)即使拆遷事由合法,如果何參與拆除賈所住房屋的方式違法,亦對引發賈之犯罪有過錯,應當據此減免賈之罪責刑。


        由此可見,一審、二審裁判將“被害人過錯”概念有效限縮為“違法強拆”,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何參與之拆除不存在方式違法的可能性。但問題的癥結在于證據第14項、第15項、第29項、尤其第32項、第33項、第34項第二段、第38項所承載的信息與何參與拆除方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密切關聯,一審、二審裁判應當就此7項證據所證明的內容逐一評價:能否證明賈所住房屋被違法強拆?如系違法強拆,何要否對此負責?何之過錯在引發賈之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尤其賈及其表兄被毆是否屬實?何與之有無關聯?遺憾的是,兩者均未就此作出任何有實質意義的評價。


        附帶一提與此相關的是,一審、二審裁判只是籠統認定賈與何“結下怨恨”,既未認定此種“怨恨”究竟因誰而起,也未評價誰在此間的地位作用更為凸出,最終也就沒能就被害人過錯大小—被告人罪刑責輕重關系作出細致論證與說明,造成了自身應有的說服力的不必要嚴重消解。

        4.動搖判決基礎的另種隱性風險
        ??????? 事實上,本案中的辯方及大多數公眾反對判決/核準賈死刑的司法性原因,在于其認為一審、二審裁判有關案件事實的認定存在前述1與3的錯誤或者困惑。無論其實際情況若何,都可顯見控辯審都諳此問題并緊扣該問題進行了窮盡論證,但對于另一個與此相關(影響賈之罪責刑)的隱性因子,卻并未引起各方的足夠重視與有效處置,甚至都未曾意識到。

        根據一審、二審裁判反映的情況,無論檢察機關是否指控賈危害(及)不特定公眾安全,辯方都明確指出賈無有此種危險性,實是要求毋得以此作為論處賈之罪責刑的根據。但頗令人費解的是,一審、二審裁判否定了辯方的此種辯護,又未申明賈有/沒有此種危險性影響/不影響其最終被論處的罪責刑,也就是(無異于)承認其之所以論處賈死刑的部分原因,系賈對不特定的公眾具有人身危險性。但顯而易見,不僅是一審、二審裁判所認定的事實(而不是所作出的評價)并不能證明賈之犯罪行為指向了除何而外的任意第三人(賈在殺害何之后運動過程中有無危及特定或不特定第三人,充其量是第二個司法評價對象,兩者不容混同),而且是其如此斷論的依據——賈“于農歷正用初一的團拜會上在公共場合將何×華用射釘槍殺害,其行為影響極其惡劣,手段極其殘忍,后果極其嚴重”,實際偷換了概念——以賈只要犯罪必然有的“社會危害性”替代賈除非犯危害公共安全罪才有的“危害不特定公眾性”。就此而言,三級法院論處賈之死刑的部分依據——賈之犯罪具有危害不特定公眾性質——并不成立。承認此點,必得對賈之既定死刑立即執行作是否減損不容猶豫、減損量度可自由裁量之決定。當然,死刑立即執行減損要以可見的方式表現出來,其減損后的最高刑罰形態也無非是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不言自明和毋庸置疑的。


        通觀一審、二審和復核審裁判文書,檢察機關并未作如是指控,辯方在一審而后未窮追不舍,審方未闡明其刑罰裁量的意義,實是三方都未解個中玄機,未意識到:在判決確定之前,無論如何評價,其刑罰裁量意義或難單獨確定和外見;一旦認定評價不當,并且在判決確定之后被察覺和確認,即會確定地動搖整個判決結果的事實基礎,確定地逼使法院減損先前既定刑罰。就此而言,一審的辯護律師為賈通過再審方式爭取刑罰改判“扎下了一顆鐵釘”,雖然更多的意味是“有意栽花花未成,無心插柳柳成蔭”;法院的裁判雖然窮筑千里之堤之功力,卻或遺蟻穴之缺憾與風險。


        作為嚴謹司法的整體性要求,主裁判文書須得對與被告人之罪責刑相關聯的全部要素——無論是證明其有罪、罪重、可以從重處罰的,還是證明其無罪、罪輕、應當/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逐一作出認定和評價,同等防范和避免掛一漏萬或者掛萬漏一。


        其實/當然,面對1、2、3、4的復雜情形,法院可資選擇的萬能應變之策,也是一種不值太多非難、至少難于界分是非對錯的“懶漢”思維,或屬在裁判之中申明:無論辯方理由是否成立,并不影響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或者并不足以將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降低到死刑立即執行以下。當然,作此評價,雖然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個體認知與自由裁量的問題,卻無論如何不得超出社會正常智識之人的一般認知水準。畢竟無論是法律還是司法,都只是一個基于并表征社會正常智識之人的一般性認知的概念范疇,控審方與辯方有關賈構成自首與否或何有無過錯之爭,本質是(根本取決于)何者之判斷符合或者更符合社會正常智識之人的一般性認。

        5.食性相克原理的證據析評應用


        “要想死得快,甲魚煮莧菜(僅用于打比方之用,不對其科學性與真實性負責)”。這是人們加工食物時必須防止食材食性相克的生動反例。審理案件、尤其是評價與被告人罪責刑時,亦需將向度相逆之因素分門別類,毋使混同雜合。

        究竟是憚于讀者“挑剔”、還是怠于案犢之功,司法裁判文書將有關被告人之罪責刑因素“一鍋煮”,疏于分類析理的情形比比皆是。此種現象,倘若只是多費了讀者功夫,抑或消解了普法功效,尚無可厚非——畢竟其功效與使命并不在此;但如此行事,不僅往往會滋長裁判者的惰性,使其囫圇案情,疏于析辨論證,而且會因此導致并且掩蓋論據的自相矛盾。兩者甚至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循環升級。

        一個不值細究精準與否的總體印象,實踐中被“一鍋煮”的概率按照證據材料→案件事實→法律依據的次序遞減。本案一審、二審裁判存在的突出問題,亦是對相關證據的“一鍋煮”:其在采用純“白描”方式窮盡列舉了38項證據之后,未就任何一項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與賈之罪責刑究竟是正相關還是逆相關及其量度意義作任何論證與表態,末了僅一言以蔽之——“上述證據,本院予以確認”/“上述證據均經一審二審庭審質證,本院予以確認”。

        在此情景之下,除三級法院裁判文書的形成者而外,難有人有如此睿智,以致于可以準確界定“本院予以確認”之“確認”的準確意謂及其對象是究竟什么?即使如此,三級法院裁判文書的根本缺陷——或喻為“致命傷”也不為過——亦不在于此,而在于其所列的38項證據并不全然兼容,甚至向度互逆,不足以支持任何一個向度的裁判結論。

        依“本院予以確認”之底限意謂——所列38項證據皆具有真實性和合法性,但就其關聯性的兩個向度而言,可粗陋劃分(不盡保證其合理性與準確性):

        1)正向度證據:第1—11項、第16—28項、第31項、第35—36項;

        2)逆向度證據:第12—15項、第32—33項;

        3)包括兩個向度證據:第29—30項、第34項;

        4)無向度證據:第37項(僅證明賈之身份狀況);

        5)向度不明證據:第38項(未明確拆遷行動性質,后在評價辯護意見時作了性質判別——不能證明系違法強拆)。

        只有兩個向度一致的命題的邏輯值可以同真(+)可以同假(-),故而可由另一個邏輯值為真(+)的命題有效統攝;兩個向度互逆的命題的邏輯值可以同假(-)不可以同真(+),因而不可以被一個邏輯值為真(+)的命題有效統攝。具體到本案,無論“本院予以確認”蘊含的命題是與賈之罪責刑正相關命題抑或是相反,其邏輯值必假(-),以之作為論處賈之罪責刑基礎,顯然有悖形式邏輯的最基本要求。

        因此,本案有關證據的甄別評價,或逐一進行,或按照證明向度的一致性或兼容性分門別類認定評價1)/3),抑或是2)/3),但切不可不加區分地籠統評價1)、2)、3)。


        6.復核死刑的功能、職責與要求
        ??????? 所有參與案件裁判主體——無論是法院還是法官——均得對案件裁判結果的公正性負責,且其所負責任之大小與其在裁判案件中的地位作用成正比。此種原理在《國家賠償法》之賠償義務機關確定規則中體現得最為充分——在法院方面,以作出生效的錯誤判決裁判的法院作為賠償義務機關。

        人們對于如何運用此一原理明確在一審程序抑或二審程序中產生的錯誤裁判的責任主體,應當既無疑義,也無爭議。但是,依據人們通常的觀念、尤其是錯誤死刑(已執行)案件——如聶樹斌案、呼格案——只問責裁判死刑主體,無涉復核死刑主體之司法實踐,死刑裁判被發現錯誤后,鮮有問責復核死刑者的實例(甚至只是努力)。究其原因,應當是要求人們判斷一個錯誤的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或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決的主體(要)責任應當由誰承擔,或者更為準確地說要否由復核法院/法官承擔,或難結論,至少難于闡明個中緣由。


        對案件錯誤裁判結果起決定性作用之法院/法官應當承擔主體(要)責任。人們對此當無疑義與異議。一個錯誤的死刑判決的主體(要)責任究竟應當由一審法院/法官承擔,還是二審法院/法官承擔,抑或由復核法院/法官承擔,根本取決于死刑復核案件與其他一審、二審案件的區別。這種區別集中體現在最終裁判權歸屬問題上的不同:后類案件裁判生效只需①一審判決上訴抗訴期滿未上訴抗訴,或者②二審維持原判或者改判之裁判被宣告,即具有執行力→對被告人產生刑罰效果;而前類案件還必須③經由死刑復核法院核準死刑或者改判非死刑才具有執行力。死刑復核法院對一審、二審裁判死刑結果乃至案件本身處理的支配力、影響力在于:


        1)核準死刑,使死刑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2)不核準死刑:i)發回重審。由重新終結司法程序之機關決定案件處理結果;ii)直接改判。以新的判決對案件本身作出異于一審、二審裁判的另種處理。


        在1)與2)-ii)的情況下,倘若裁判錯誤,必得由死刑復核法院首當其沖地承擔主體(要)責任;與之相關的,即是該類案件的犯罪事實、評價法律依據、死刑裁量結果實際上是由死刑復核法院來最終決斷的。


        此番論述的意義,在于提示死刑復核法院既要以作出原死刑裁判的法院作為直接對象(以被告人作為間接對象),當好死刑裁判的監督審查者(此或屬絕大多人們對死刑復核法院的基本定位),更要樹立、強化并且凸出自身在死刑案件處理中的地位作用,繞(穿)過原死刑判決裁定,直接以被告人為對象,積極承擔實質審理裁判死刑案件的主體(要)責任,擯棄僅驗收備案先前判決裁定的惰性思維和“節能”模式。與此相關的,建立健全并貫徹落實死刑冤假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顯然不能將復核法院/法官排除在外,甚至必須使之承擔主體(要)責任,以使權責一致原則得到切實貫徹和全面彰顯。


        《刑訴法》分別為終結有罪裁判案件一審程序或者二審程序提供了明確且剛性標準:前者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第195條第一項);后者為“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第225條第一款)。但其有關核準死刑抑或不核準死刑并發回重審或者直接改判的依據與標準不盡明確,甚至很不明確,殊有必要借鑒前述規定,明確核準死刑的條件為: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準確、量刑適當、程序合法。進而以之要求死刑復核法院/法官邏輯周延地審理裁判一切有關死刑判決的罪責刑因素。


        如是觀之,(2016)最高法刑核24229390號《刑事裁定書》全文共3頁正文計約1276字(29字/行×44行,按每行滿格算并計標點符號),未就有關罪責刑的全部因素、尤其控辯審三方的主要爭執——如前述賈有無自首、何有無過錯等,以審理裁判者身份、而不是以備案審查者身份作出認定評價,或太過簡單和粗糙了些,難于發現和防范錯誤核準死刑的全部風險,大有改進之空間。當然,即使如此且真有些微紕漏,基于上述理由,或也不能歸咎于、至少不能全歸咎于本案的死刑復核法院或者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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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敬龍故意殺人之后究竟有無自首,何×華究竟有無過錯,一如其它有關本案或者另案類似問題的實體判斷,既取決于判斷者所掌握案件信息的充分度,更取決于判斷者相關經驗性認知的充分度,即使是同樣“在場”之人(通常包括當事人、辯護人、案件承辦機關與人員)都不能確保達成共識,遑論“不在場”之人;但是,任何信息,只要能被抽象/還原為形式邏輯命題,無論其何等碎片化,無論何者在其概念、判斷、推理問題上都有且只有“唯一正解”,不存疑義與爭議。因此,對于案發時通?!安辉趫觥钡墓姸?,更多地應當著眼考察案件處理所依循邏輯的精致度;對于案件處理者而言更多是如此,因為此系確保所有判斷實體正確→說服控辯雙方、尤其是多數公眾的首要前提與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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