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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慮情緒與風險政策的設計

        寬客演義 2021-10-07 12:13:39


        文:[美]丹尼爾· 卡尼曼

        *下文內容摘自作者所著《思考,快與慢》的第13章


        風險意識的學生可以迅速發現可得性效應與自己的擔憂不無關聯。在我們的作品發表前,經濟學家霍華德·昆路德(Howard Kunreuther)就已經注意到,可得性效應能夠對買保險的行為模式和災后的保護性行為模式作出解釋。當時,昆路德對風險和保險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受害者和近似受害者在災后往往心存焦慮。


        每次影響巨大的地震發生之后,加利福尼亞的居民都會去買保險,采取充分的自我保護和減少損失的措施。他們固定好暖壺以防止其在地震中破碎,將地下室的門封死以抵抗洪水,還要確保緊急備用電源能正常工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災難的記憶就會變得模糊,擔憂和防備的努力程度也會減弱。


        記憶的動態變化為災難、擔憂和越來越松懈的心理這一循環作出了解釋。昆路德還觀察到,不論是個人的還是政府的保護性行為,都能應對最糟糕的災難。早在法老時代的埃及,人們就為周期泛濫的河水的最高水位作出標記,找出相應的治水對策,當時的人們顯然認為河水不會比標記的最高水位更高,因此他們很難想到還會有更大的洪災。


        被閃電擊中與食物中毒,哪種意外致死率更高?


        對可得性偏見最具影響力的幾項研究,是由我們那些身在尤金的朋友完成的,保羅·斯洛維克和他的長期合作者薩拉·利希滕斯坦(Sarah Lichtenstein)以及我們以前的學生巴魯克·費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等人共同完成了這些研究。


        他們關于公眾對風險看法的研究具有奠基意義,包括一項如今已成為可得性偏見的標準案例的調查。他們讓受試者思考兩組死亡原因:糖尿病和哮喘,中風和意外事故。


        每組原因中,受試者要指出更常出現的原因并估測兩種可能性的比率,然后將作出的判斷與當時的健康統計數據進行比較。以下是他們發現的一個樣例:中風致死的數量幾乎是所有意外事故致死總數的2倍,但80%的受試者卻判斷意外事故致死的可能性更大。


        人們認為龍卷風比哮喘更容易致死,盡管后者的致死率是前者的20倍。人們認為被閃電擊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不過,前者致死率卻是后者的52倍。得病致死是意外死亡的18倍,但兩者卻被認為概率相等。意外死亡被認為是糖尿病致死率的300倍,但真正的比率卻是1:4。


        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對死亡原因的估測因媒體報道而有所改變。報道往往偏向新鮮和尖銳的事。媒體不僅影響了公眾的興趣,也受到公眾興趣的影響。編輯不可能忽略公眾的需求,就對某些話題和觀點進行大量報道。


        不同尋常的事件(比如腐肉中毒)會格外引人注意,人們常會低估此類事件的發生概率。我們腦海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實世界的準確反映;我們對事件發生頻率的估測也會受到自己接觸這些信息和頻率與個人情感強烈程度等因素的影響。


        對致死原因的估測幾乎是聯想記憶中觀點激發的直接反應,也是替代效應的極佳例子。但斯洛維克和他的同事們有了更深層次的發現。他們發現,人們想到不同風險的輕松程度與其對這些風險的情感反應是緊密相連的。我們總是特別容易想起那些駭人的想法和畫面,而那些流暢生動的駭人印象又會加深我們的恐懼。


        如前所述,斯洛維克最后對情緒啟發式的概念作了詳細探究,認為人們在作判斷和決策時會受情緒的影響:我喜歡它嗎?我恨它嗎?我對它的感覺有多強烈?


        斯洛維克說,在生活的很多領域中,人們形成的觀點和作出的選擇直接表達出其情感和取舍的基本傾向,而這些行為完全是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作出的。情緒啟發是替代的一種,即將簡單問題(我對它感覺如何)的答案當做較難問題(我對它評價如何)的答案。


        斯洛維克及其同事將他們的觀點與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的研究成果聯系起來。達馬西奧曾指出人們對結果的情感反應、身體狀態,以及與之對應的取舍抉擇在決策制定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達馬西奧和他的幾位同事發現,在做決策前沒有表現出適當情感的人可能是因為他的大腦有損傷,也可能是因為他對做出較好決策存有障礙。無法接受糟糕結果的“健康畏懼”導向是個災難性缺陷。


        關于情緒啟發式的運作問題有一項十分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斯洛維克的研究小組對人們對各種技術的看法進行了調查,其領域涉及飲用水氟化、化工廠、食品防腐劑和汽車等,要求受試者列舉每項技術的優缺點。他們發現受試者對該技術的優勢和風險的估測值存在非常大的負相關性。


        當人們更青睞于某項技術時,他們就會認為此項技術更有優勢、風險更??;如果他們不喜歡某項技術,則只會想到其缺點和寥寥幾個優點。因為幾項技術剛好是從好到次排列起來的,因此無須作艱難的權衡。


        當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在規定時間內對風險和優點作出估測時,這兩項估值會更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毒物學會幾位會員的反應是相似的:他們在自認為危險的物質和技術中發現的優點很少,反之亦如此。一致影響是我所提到的聯想一致性的一項基本要素。


        接下來是該實驗最精彩的部分。完成最初的調查后,受試者讀了幾篇支持不同技術的小短文。有些短文關注的是某項技術的眾多優點,其他短文則強調其風險低。這些短文有效地改變了受試者對這些技術的感性認識。


        實驗結果令人關注,那些讀到對某項技術多有褒獎的短文的人,對此項技術存在的風險也有了不同認識。盡管沒有佐證,但他們現在卻認為自己更喜歡這項技術了,感覺其風險沒那么大。


        同樣,那些只知道某項技術風險較小的受試者也會對其優點越發青睞。其中的道理很明顯:正如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感性細節掌控理性大局?!鼻榫w啟發式通過創造一個比現實更明了的世界來簡化我們的生活。


        好的技術在我們的虛擬世界中成本較小,不好的技術沒有利益,所有的決策在這里都變得很簡單。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常要在利益和成本中作出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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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小概率的風險事件演變成公共危機?


        保羅·斯洛維克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人類作出風險判斷的特性。他的著作描述了不卑不亢的普通人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瑣碎細節左右,并且對較小的可能性和極微小的可能性之間差別的感知力不夠敏銳。


        斯洛維克還對專家進行了研究,顯然專家在處理數字和數量的問題時更權威。專家同普通人一樣,也以衰減的形式表現出同樣的偏見,但他們對風險的判斷和偏見往往與普通人有所不同。


        非專業性判斷中存在的偏見可以對專家和公眾之間的不同之處作出一定的解釋,但斯洛維克提請人們注意能反映不同價值間真實矛盾的情況。他指出專家經常通過判斷死亡人數(或壽命)來測定風險,而公眾的區分則更加細致,例如,“善終”和“非善終”,是意外死亡還是在類似滑雪這樣的自愿活動中死亡等。


        這些合理的區別經常被只計數事件的統計學所忽略。斯洛維克通過這些觀察報告得出結論:公眾對風險的認識比專家更深刻。因此,他強烈反對專家或權威的觀點,若專家與其他公民的觀點和希冀相矛盾時,人們就不應該完全接受專家的觀點。他說,當專家和公眾對各自的優先權意見分歧時,“雙方必須尊重對方的見解和智慧”。


        斯洛維克想擺脫專家對風險判斷的絕對控制,因此他對專家的理論根據,風險是客觀的,發起了挑戰。


        “風險”并不是脫離我們的思想和文化而獨立存在的,不會老老實實等著我們去測量。人類發明“風險”這個概念是為了幫助自己理解和應對生活中的危險和不確定情況。盡管這些危險是真實存在的,但卻沒有“真正風險”或“客觀風險”這回事。


        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斯洛維克列舉了9種界定死亡風險的方式,從“每100萬人的死亡”到“每生產價值100萬美元的產品造成的死亡”,這種死亡風險與向空氣中釋放有毒物質的做法相關聯。他的觀點是:風險評估依賴測試方法的選擇,這種選擇極有可能是在人們心中期望得到這樣或那樣結果的情況下作出的。


        他進一步總結道,“因此,風險界定是一種權利運作”。也許你從未想過竟然會有人將判斷心理的實驗研究與棘手的政策問題聯系起來!但是,政策最終還是與人相關的,它關乎人們想要什么和什么對他們是最有利的問題。每個政策問題都包括對人性的假設,尤其是人們可能作出的抉擇和他們為自己和社會作出抉擇所帶來的后果。


        我特別敬仰的另外一位學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對專家和公眾的看法與斯洛維克截然不同,他認為專家就是抵制“平民”越軌的壁壘。桑斯坦是美國最知名的法學家之一,與同領域的其他領軍人物一樣,他身上具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


        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識體系,而且他已經掌握了很多知識體系,包括判斷和決策心理學、管理問題、風險政策等。他認為美國現行的監管體系暴露出優先處理事件不明確的糟糕狀況,這一體系更多的是對公眾施壓做出反應,而不是謹慎客觀地分析具體情況。


        桑斯坦認為,為降低風險而采取的風險監管和政府干預手段,應該以成本和利益間的理性權衡為指導。對具體情況的謹慎而客觀的分析,其自然單位是拯救生命的數量(或者是壽命,用壽命做自然單位可能會更注重對年輕人的拯救)和錢財的數量。監管不力會造成生命和金錢的浪費,兩者都可以進行客觀測量。


        斯洛維克認為風險及其測量都是主觀的,桑斯坦對此并不信服。風險評估的許多方面都還有待商榷,但他對風險的客觀性抱有信心,也許通過科學、專業知識和審慎的思考可以擁有這樣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來越相信,對風險帶有偏見的反應是導致公共政策中優先處理權不穩定和錯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監管人員對民眾的無理要求可能會反應過度,因為他們有著很強的政治敏感性,也因為他們和其他民眾一樣容易抱有同樣的認知偏見。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學家蒂默爾·庫蘭(Timur Kuran)為偏見植入政策這一機制起了個名字“效用層疊”(availability cascade)。他們評論道,在社會大背景下:“所有的啟發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p>


        他們了解廣義的啟發式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可得性為判斷(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啟發,尤其是我們通過想到某個概念的輕松程度(和情感的釋放)來判斷其重要性時,這種啟發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效用層疊是一連串自持事件,它可能開始于對相對次要的事件的媒體報道,然后會引起公眾恐慌和大規模的政府行動。有些情況下,關于某一風險的媒體報道能抓住部分公眾的注意力,這部分注意力進而會變成激憤和焦慮。


        這種情感反應本身就是一種宣揚,會推動媒體跟進報道,繼而會令人產生更大的焦慮,波及面也更大。通過“可得性倡導者”,這個循環有時候會因為那些“可得性專業戶”,專門負責連續不斷地散布擾亂民心消息的個人或組織,的刻意操縱而加速運行。


        媒體競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頭條新聞,危險也隨之升級。一些科學家和其他領域的人士試圖抑制這種日益增長的恐懼和厭惡情緒,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沒有達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敵意:所有宣稱危險有些夸大其詞的人都有“欲蓋彌彰”的嫌疑。


        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因為每個人對此都很上心,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會受公眾情感強烈程度的影響。此時效用層疊就要重新設定優先考慮的事件。其他風險和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源利用方式也都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庫蘭和桑斯坦曾經關注過兩個案例,這兩個案例直至今日仍備受爭議:(紐約州)拉夫運河事件和所謂的艾拉恐慌(Alar scare)。拉夫運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顯露出來,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標,還散發出惡臭。當地居民當時既氣憤又害怕,他們中的洛伊絲·吉布斯(Lois Gibbs)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尤為活躍,一心想要維護自身利益。


        官方消息觸發了效用層疊。在這一事件最受關注的時候,每天都會有很多拉夫運河的相關報道,當時一些科學家試圖告訴公眾他們夸大了危險的程度,但是這一論調不是被人們忽略就是被相反的聲音淹沒了。當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檔播出了一個名為“殺戮場”的節目,視頻中的人們抬著嬰兒用的空棺材行經立法機關門前。眾多居民由政府出資遷往外地。


        對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當地20世紀80年代的重大環境問題,當地政府出臺了《環境保護賠償責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點,設立超級基金,這項立法被視為環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這些措施花費自然不菲,有人還說同樣數額的錢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拉夫運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直至今日人們仍舊各執一詞,沒有人能拿出實實在在的證據證實這一事件對健康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庫蘭和桑斯坦對拉夫運河事件的報道像是條假新聞,不過環保人士今天仍舊會一再提到“拉夫運河災難”。


        關于庫蘭和桑斯坦用來說明效用層疊概念的第二個例子,人們的觀點至今仍然存有分歧。這個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環境問題批評者口中的“艾拉恐慌”。艾拉是種化學品,噴灑到蘋果上用以調節蘋果的生長周期并改善其外觀。有報道稱該化學品用量大,可導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癥,恐慌便由此引發。


        報道自然可以嚇到眾人,而且這些恐慌情緒也促使媒體爭相報道,這就是效用層疊的基本機制。這一主題對新聞形成引導作用,進而引發了重大的媒體事件,例如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國會前的證詞。


        由于蘋果和蘋果產品引起人們的恐慌,蘋果產業損失巨大。庫蘭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來電話的居民的話,此人問道:“是把蘋果汁倒進下水道更安全,還是扔到有毒廢物垃圾場更安全?”生產商回收了蘋果殺蟲劑產品,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也對此產品頒布禁令。


        此后的研究證實這種物質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顯然是對一個小問題做出的過激反應。這件事對公眾健康的最終影響可能是致命的,因為人們吃到的好蘋果越來越少了。


        艾拉事件說明,我們的大腦解決小風險的能力有一個基本限度:我們要么完全忽視風險,要么過于重視風險,沒有中間地帶。每位等待晚歸女兒的家長都能體驗到這種感覺。你也許知道真的是(幾乎是)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但你的大腦會不自覺地閃現危險的景象。


        正如斯洛維克所言,焦慮對傷害的可能性還不夠敏感。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聞中看到的悲慘新聞),卻沒有想到分母。桑斯坦發明了“概率忽視”這一短語來描述這一模式。概率忽視和效用層疊兩種社會機制的組合必然會導致對小威脅的夸大,有時還會引發嚴重后果。


        當今世界,將效用層疊發揮到極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除了幾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襲擊導致的死亡人數與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在恐怖活動猖獗的國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數也遠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多。概率忽視和效用層疊間的不同在于兩種發現的可得性和呈現到腦中的輕松度和概率。


        媒體不斷重復的可怕畫面可使每個人都處于崩潰的邊緣。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想要勸自己完全冷靜下來是非常難的??植乐髁x是直接和系統1對話的。


        在和朋友辯論的過程中,我是從何時開始處于下風的呢?效用層疊是真實的,它無疑擾亂了公共資源分配的重點??ㄋ?。桑斯坦會探索將決策制定者從公眾壓力中隔離開來的機制,讓資源的分配由公正的專家來決定,這些人對所有風險都了如指掌,還知道可利用哪些資源來降低風險。


        公眾比桑斯坦更相信專家,但保羅。斯洛維克卻不怎么相信這些專家,他指出,將專家從公眾情感中隔離出來會產生公眾排斥的政策,這種情形不可能發生在民主制的國家中。兩人的觀點都非常有見地,他們的說法我都贊同。


        我同桑斯坦一樣,對非理性的恐懼和應對風險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層疊都感到不適。不過,我也認同斯洛維克的觀點,即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懼情緒,即使這些情緒是毫無緣由的也不該忽略。不管理性與否,恐懼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努力保護公眾不受恐懼情緒的影響,而不是只保護其不受真實存在的危險的傷害。


        斯洛維克強調公眾對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譜專家做出的決策心存抵制情緒,這一點的確不錯。此外,效用層疊也會通過呼吁人們關注風險和增加降低風險預算總額的措施來創造長期效益。


        拉夫運河事件可能會使過剩資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這一事件在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程度方面發揮了更大作用。民主難免無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導民眾信仰和態度的可得性及情緒啟發式難免有失偏頗,即使這些因素都指向正確的方向也難以達成完美結局。心理學應該助風險政策的設計一臂之力,使之集專家知識、公眾情感及直覺于一身。


        示例:效用層疊


        “她對一項創意大為贊賞,說它收益大,無成本。我認為這就是種情緒啟發式?!?/p>


        “這是一個效用層疊的例子:被媒體和公眾大肆宣揚的事還沒發生,電視上就滿是關于此事的報道,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p>


        (未完待續....)


        作者:[美]丹尼爾· 卡尼曼

        譯者: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

        來源:《思考,快與慢》全集【精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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