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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 環境收益分配的不平等性及其轉移機制

        經濟學界頭條 2020-12-31 1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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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繼生│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

        徐 ? 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


        內容摘要

        環境收益在經濟主體以及地區間的分配狀態不但關系社會公平、更關系發展的持續性。本文構建了環境紅利在經濟主體和地區間分配格局的測度模型,以便為環境補償定價提供依據。結果表明:企業是環境紅利的最大攝取者,比例高達41%。比較而言,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環境紅利,二者比例分別為22%和19%。政府分配比例在分稅制改革后由14%上升至19%,但是,政府比例的上升并非來自企業,而是來自農村居民分配比例的下降。東中部地區始終承受著比西部高得多的環境成本。地區間污染成本的轉嫁并非一般認為的自東向西跨越,而是由近及遠漸進式的。所以,在中央地方的稅收分成中,引入各地區環境成本的權重,有助于提高稅收安排的合理性。而征收價外的環境稅則是遏制企業環境濫用沖動的有效手段。


        關鍵詞

        環境紅利收益分配成本轉移不平等性



        01

        引言



        自然環境作為經濟活動的空間載體,其損耗與勞動、資本等投入要素一樣,也是經濟活動的關鍵要素。緣于商品貿易,環境投入的收益不但在經濟主體間進行分配,還在地區間進行分配,所以環境收益的分配涉及兩個方面的公平性:一是在經濟主體間(如政府、企業、居民)的分配是否公平?二是在不同地區間的分配是否公平?


        環境投入的收益跟勞動、資本的收益是不同的,環境收益有兩個典型的特征:(1)沒有明確的分配形態;(2)沒有明確的歸屬性。在經濟活動里,勞動者投入勞動獲得工資,企業通過資本獲取利潤,政府通過制度供給獲得稅收。但清潔的空氣和水具有“公地”特性,歸屬不明確,環境收益是被各主體以工資、利潤和稅收形式瓜分了。勞動者的工資并不完全是勞動的報酬,其中一部分是環境投入的收益。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環境收益的分配具有紅利的性質,所以,我們把環境收益又稱之為“環境紅利”。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定量測度環境紅利在不同主體和不同地區間分配的平等性及其轉移機制。


        首先,從經濟主體間的分配格局來看,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不公平,使得居民更多地承受了污染所帶來的惡劣影響,成為環境問題的最終受害者。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帶來可觀GDP的背后是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大量的群體性事件都緣于環境污染問題。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重視,環境保護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中國在環保方面的努力程度一直在加強,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加大了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環境立法,加大環境保護投入,但總體來看,中國環境污染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急于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為了得到更多的地方性稅收,采取寬松的環境政策,導致環境政策的“趨劣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環境質量的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企業的社會環境責任沒有得到有效履行。企業作為主要污染排放單位,不承擔或很少承擔污染排放的“負外部性”,卻享受著來自于資本投入的巨大回報。以水污染為例,國家水污染控制與治理重大科技專項“中國水環境保護價格與稅費政策示范研究”課題組發現:中國“達標”排放的污水實際依然在污染環境。從取水到污水處理,“禍首”企業只需支付極低的費用,遠低于它對環境的破壞,企業坐享著巨大的環境紅利。而且,伴隨環境的污染,地方政府稅收在提高,政府和企業都在享受環境投入的紅利,而居民卻不得不為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健康問題買單。楊繼生等的研究顯示,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實際降低了居民的社會健康水平。


        那么,在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強大推動作用的同時,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分配的不公平性具體達到何種程度,究竟如何量化呢?一直以來,分配的不公平性是經濟和社會學者關注的重點,也是各種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額偏低,而政府偏向、企業偏向嚴重。那么,在環境紅利的分配格局中,是否存在失衡、失衡到何種程度?這是我們需要準確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再者,從區域不平衡性的角度來看,資源稟賦和經濟結構差異導致環境污染從經濟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蔓延。


        在2000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導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成了重中之重。由于西部地區工業生產技術落后,而且是我國資源富集區,能源、礦藏資源一直是西部經濟發展的一大優勢,在能源、原材料工業很長時期都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的背景下,西部地區極有可能由于自然資源稟賦成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原料供應和加工基地。也正是因為如此,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相對于東部發達地區而言,更加依賴于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模式,承受著更重的環境成本。數據顯示,近年來,工業產值“東遷”,而工業污染“西移”,這兩種方向相反的遷移的確加重了西部地區的污染程度。統計表明,1991年東中西部工業增加值分別占全國的58%、26%、 16%,2005年則為64%、22%、14%。在15年間,工業增加值向東部地區遷移了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與空氣污染息息相關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1991年東中西部地區占全國的份額分別為46%、24%、30%, 2005年變為39%、27%、34%。工業煙塵排放量1991年東中西部地區占全國的份額分別為37%、35%、28%,2005年則變為28%、40%、32%。工業粉塵排放量1991年東中西部地區占全國份額為44%、32%、24%,2005年則為30%、39%、31%。15年來,工業二氧化硫向中西部地區遷移了7個百分點;工業煙塵向中西部遷移了9個百分點;工業粉塵向中西部遷移了14個百分點。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環境成本的轉移和環境污染的轉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污染的轉移可以從污染排放的統計數據直觀反映。而環境成本是與一個經濟體的收入水平對應的,是經濟體總體收益所蘊含的“公平污染量”,環境成本的轉移是實際污染量與“公平污染量”之差。所以,環境成本的轉移是統計數據無法直接反映的。單從統計數據來看,工業污染確實在向中西部地區集中。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客觀現實,那就是東部地區在早期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環境成本,中西部地區享受了東部地區的巨額環境紅利。環境成本轉移和環境污染轉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環境污染轉移是地區間污染排放量的相對變化,是顯性的,而環境成本轉移是一個地區承擔了其他地區經濟生活所引致的污染,是隱性的。那么,不同地區間的環境成本(或環境收益)到底是如何分配和轉移的,轉移比例又是多少?這正是本文所要深入考察的第二個問題。


        環境紅利在經濟主體間和不同地區間的分配格局關系國計民生、關系社會公平,為此,本文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建立了三部門框架下環境收益分配的平等性計量模型,以測度環境紅利在經濟體內部主體間和地區間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第一,測度環境紅利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的不公平性。第二,量化環境成本在地區間轉移的比例。對環境收益在不同經濟主體間分配結構的度量是環境補償定價的基本依據。而測度地區間環境成本的轉移則為中央地方稅收分成的改革提供參考。



        02


        環境紅利分配不平等

        的理論基礎及測度模型



        (一)理論基礎


        1. 經濟主體間分配的不平等性


        關于環境紅利的理論基礎,目前較為認可的是環境生產要素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實際上是一種生產要素,環境污染是由于環境這種生產要素被過度使用造成的。Lopz、Thampapillai等指出,把環境污染作為一種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會導致環境污染。Sibert, Baumol & Oates等認為,環境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以環境稟賦的形式決定比較優勢的形成,一國如果環境資源豐富,則該國會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按照環境生產要素理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環境資源相對豐富,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產業結構落后,污染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具有比較優勢。即中國將環境資源作為廉價的資源大量投入,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使污染大量排放,環境質量不斷惡化,由此形成了中國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


        經濟主體在享受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承擔環境污染的相應代價。在三部門經濟中,環境紅利帶來的經濟增長理應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實行合理的分配。但是,現有文獻的研究通常只關注于環境污染與某一特定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而很少涉及環境收益在不同主體間的分配格局,更沒有對分配失衡進行定量的測度。


        關于環境紅利對應的環境污染與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關系,我們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分別進行說明:


        首先,關于環境污染與政府行為之間的關系,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于地方政府的稅收競爭因素。Cumberland認為,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會導致地方環境質量惡化。Fredriksson & Millimet通過考察美國各州的競爭行為發現,本轄區污染減排水平提升與其相鄰地區的環境政策收緊有關。Rauscher認為地方政府并不必然以本轄區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為了獲得更高的財政收入,趨向于采取放松的環境監管與治理的行為。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為了解決發展問題,政府會盡力為企業創造發展的條件,甚至是一些環境資源及稅收方面的優惠,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第二,關于環境污染和企業行為之間的關系,現有研究主要基于環境規制對企業成本和企業利潤的影響進行分析。Walter & Ugelow提出“污染避難所假說”,認為污染密集產業的企業傾向于建立在環境標準相對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盡可能的獲得環境紅利所帶來的好處。而政府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制約企業競爭力,弱化了環境責任的履行。Christiansen & Haveman認為,在環境規制下,企業生產技術不變時生產效率會降低,在市場需求不變的情況下,生產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促使產品價格上升,導致利潤的下降。Wally & Whitehead認為,若一國政府實行嚴格的環境管制,企業為了達到標準,必須增加投資,進而提高生產成本,必然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力,使得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下降。中國企業目前正處于原始積累的高速發展時期,企業所關注的重心是獲取超額利潤,環境責任意識相對缺失。


        第三,關于環境污染和居民利益之間的關系,一個基本共識是環境污染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影響了居民的健康狀況。Fitzgerald et al.指出,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讓中東歐國家付出了高額的環境成本,特別是重金屬污染、空氣污染對兒童健康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Chay & Greenstone發現空氣中可吸入顆粒(PM10和PM2.5)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導致幼兒死亡率增加0.35個百分點。Szreter將工業化對健康的影響因素歸結為4Ds(disruption, deprivation, disease, death),特別是疾病和死亡最具有破壞性作用。Wordly et al.,Banister,Mead & Brajer發現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各種工業廢氣廢水的排放,使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病率大幅度增加。環境收益雖然通過工資增加了居民的收入,但是環境惡化對人們的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直接增加了社會健康成本。楊繼生等的研究顯示,中國居民健康成本對收入的彈性為1.66,健康成本的增速顯著大于收入的增速。


        綜上所述,企業和政府對使用環境要素具有很強的原始沖動,準確測度環境收益在各主體間的分配格局,并據此進行收益分配的平衡調整,可以有效遏制企業和政府在環境要素使用中的“興奮”情緒。


        2. 地區間分配的不平等性


        環境收益分配格局與環境成本配置狀態是嚴格反向對應的,目前關于環境收益或成本在地區間配置的理論中,被普遍認可的是“環境成本轉移說”?!碍h境成本轉移”是將廉價的初級產品在國際間流動視為環境成本由進口國到出口國的生態流動,更自由的貿易可能會促使更多的環境負擔從進口國向出口國轉移。而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這種貿易結構不僅導致“環境成本轉移”,而且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資源密集型產品而陷入“專業化陷阱”。顯然,現有文獻主要關注于國際貿易所導致的國家間環境成本的轉移,而很少涉及同一經濟體內部不同地區間環境收益的分配,更沒有對其失衡程度進行準確的測度。


        目前的研究文獻多關注于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環境成本轉移。Muradian & Martinez-Alier從發展中國家視角提出“環境成本轉移說”,認為更自由的貿易會促使發達國家通過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密集產品,把污染物以合理的買賣留在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環境成本的轉移。同時還提出,這種南北貿易結構更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資源密集產品而陷入“專業化陷阱”。 Taylor & Copeland認為,從貿易的角度看,為了保護國內環境、節省國內資源,發達國家會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更容易利用環境紅利來發展污染密集型產業,環境污染會更嚴重。Ekins指出,可以通過進口來不斷滿足本國對環境密集型產品的消費。Robinson研究證實,美國較為嚴格的污染規則的確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模式,使其更傾向于進口具有較高污染成本的商品。Arden-Clarke發現,從全球來看,不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主要是初級產品,發達國家消費的初級產品數量占發展中國家出口總量的絕大多數,而初級產品的收益又占發展中國家出口收入的絕大部分。


        國內學者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國際貿易中環境成本的轉移,例如吳蕾和吳國蔚從環境成本轉移的概念出發,計算了我國出口貿易中的環境成本,發現進口貿易中,化學工業、采礦業、塑料、橡膠制品業和金屬制品業的凈進口向國外轉移了最多的環境成本,紡織業和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品的凈出口則向我國轉移了最多的環境成本。徐慧運用投入產出法計算我國42個部門生產的完全產污系數和進出口貿易中包含的污染物排放量,基于同一技術水平檢驗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環境成本轉移情況,發現中國作為生產國,其大量出口所引致的環境成本轉移略低于其作為消費者從國外進口所引致的環境成本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發達省份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不發達省份則集中在西部地區,現有文獻主要從中國的區域特征出發,研究西部大開發中的環境成本轉移。彭海珍和任榮明從“南北”貿易模式出發,分析了其中隱含的“環境成本轉移”和“專業化陷阱”問題,指出它們不利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傅京燕指出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西部地區面臨著較大的環境風險,存在工業污染西移的現象。


        綜合而言,不管是經濟體內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還是經濟體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分配,都是環境收益在經濟體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配置問題,二者完全可以放在同一框架下進行分析,所以,本文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構建一個同時計量環境收益在主體間和地區間分配格局的測度模型。


        (二)模型設定


        在既定的國際貿易背景下,環境紅利在國內部門被分解為三部分:政府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可支配收入。收益分配是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相對古老的命題,最經典的收入分配模型是帶約束的C-D生產函數形式(參見Venieris & Gupta,Alcántar-Toledo & Venieris)。即:


        其中,bon為環境紅利,gov為政府收入,ent為企業利潤,res為居民可支配收入,表示個體(如某一省份),t表示時間。本文只考慮三部門經濟間的分配格局,存在的約束條件。分別是政府、企業和居民對環境紅利的分配比例。


        模型(1)本質上是測度各主體的收入中與環境紅利具有協變特征的部分,即與環境紅利稍的動態變化重合的部分,在的約束下,也就是各主體從環境紅利中獲取的比例。


        鑒于環境收益無法直接測度,設環境紅利與環境投入之間的技術函數為:


        其中:為環境投入即環境污染;為不可觀測的技術和制度因素,表示在t時間第i個個體環境污染與收益之間的技術轉換參數,是一個隨個體和時間變化的隨機變量。則有:


        其中:為技術或制度參數?;谀P停?)對進行估計,即可測度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間的分配比例。


        由于中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居民的經濟特征有顯著差異。為了揭示城鄉居民在環境紅利分配中的差異性,我們將居民進一步區分為城鎮居民urb和農村居民rur兩個群體。由此,模型(3)即為:


        其中,urb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rur為農村居民的純收入。此時,有。對模型進行對數變化,得到線性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分別反映了政府、企業、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所占的環境紅利份額。是不可觀測的。為了反映技術因素隨個體的差異和時間的變化,可以區分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和純隨機因素。即:


        實際上,模型(6)隱含著一個非常強的假定:在模型中,共同因子對不同個體有相同的影響,這一點既不符合經濟理論,也違反經驗直覺。共同因子主要反映技術進步或制度變遷,這些因素對不同個體的影響通常會有差異。例如,由于經濟結構和自然稟賦的差異,一項政策的實施對某一地區可能有積極影響,對另一地區的影響則可能是消極的。同樣地,一項新技術的應用對某些地區可能有顯著效用,對其他地區則可能沒什么作用。Bai(2009)通過在面板數據模型中引入了時間與個體的交互效應,以反映個體對共同因素的效應差異。將交互效應引入到模型(6)中,則有:


        其中:反映了共同因子對不同個體的不同影響。同樣地,。


        因為環境收益與環境成本具有嚴格的對應關系,所以,模型(7)既可以稱為環境收益分配方程,也可以稱之為環境成本配置方程,二者具有同一性。該方程不但可以測度環境紅利在經濟個體(政府、企業、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間的分配比例,即參數的估計值,還可以同時度量不同地區間環境成本的轉移額度及比例。


        基于模型(7)的參數估計結果,可以得到的擬合值


        它是由本地區各經濟主體收入水平、以及整個經濟體的技術狀況和制度安排確定的,代表了與本地區政府稅收、企業利潤、居民收入相適應的污染排放平均水平,是一個與本地區經濟收入水平相適應的“公平的污染水平”。


        顯然,實際值與擬合值之差存在三種情形:


        (i),即實際污染水平高于公平的污染水平,表明本地區承載了其他地區應該承擔的部分污染,也就是污染轉入地區。

        (ii),即實際污染水平低于公平的污染水平,表明本地區本應承擔的部分污染被轉給了其他地區,也就是污染轉出地區。

        (iii),實際污染水平恰好等于公平的污染水平,表明該地區既沒有污染的轉入,也沒有轉出。


        如果某地區的環境成本對外轉移,則說明其承擔的環境成本小于相應經濟發展水平產生的污染排放,環境成本由其他地區承擔了,享受了來自其他地區的環境紅利。反之,如果某地區的環境成本對內轉移,則說明這一地區承擔的環境成本大于相應經濟發展水平產生的污染排放,應該獲得相應的環境補償。


        為了比較環境成本轉移的程度,我們可以計算環境成本轉移的準確比例:


        基于這一比例,可以更直觀地比較不同地區間環境成本轉移的程度大小,即環境收益在地區間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三)受約束交互效應面板數據模型的識別和估計


        模型( 7) 是受約束的交互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將約束條件δ = 1 - α - β - θ 代入方程,得到無約束方程:


        其中,


        Bai( 2009) 基于迭代算法為類似( 10) 的交互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建立了一致估計量,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共同因子及其載荷系數已知,那么,模型( 10) 就是典型的受約束靜態面板模型,可以通過LSDV 估計系數α,β,θ。相反,如果系數α,β,θ 已知,那么,模型( 10) 就是典型的因子模型,通過主成分分析就可以估計出及其載荷系數。由此,基于某一初值,通過上述兩個模型的迭

        代估計,就可以得到各參數的一致估計量。



        03

        樣本數據



        本文的樣本區間為1991年到2010年,橫截面為29個省區。鑒于數據可得性原因,樣本中沒有包含西藏和重慶。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經濟信息網統計數據庫。


        環境變量pol:我們參考Mohtadi的標準,用各省份歷年污染物的排放來衡量。工業生產過程中污染物的排放分為工業廢氣、工業廢水和工業固體廢物。其中,工業固體廢物的統計非常不完整,而且比較而言對環境的損害最小,我們暫且不予考慮。工業廢氣我們選取工業二氧化硫和微小顆粒粉塵和煙塵的排放量總和來反映,統計單位為萬噸,與工業廢水一致,我們選取兩者之和來衡量。由于從2011年開始環境保護部對統計制度中的指標體系、調查方法及相關技術規定等進行了修訂,統計范圍擴展為工業源、農業源、城鎮生活源、機動車、集中式污染治理設施等5個部分,無法將工業廢氣和廢水的排放量分離出來,所以我們的樣本區間只到2010年。


        政府收入gov:我們選取地方財政決算收入來衡量。

        企業收入ent:我們選取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來反映。

        城鎮居民收入urb:選取可支配收入總和來表示,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城鎮人口數相乘所得。

        農民居民收入rur:用純收入的總和來表示,由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農村人口數相乘而得。

        為了保持數據的可比性,收入數據均基于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平減。



        04

        環境紅利分配的不公平性測度



        (一)樣本數據和模型設定的相關檢驗


        1. 數據的平穩性


        為避免偽回歸,我們對所有變量進行面板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括號中為p值)。從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5個變量都是平穩的。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對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進行估計,而無需擔心偽回歸的問題。



        2.模型設定的完整性


        對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7)進行估計,圖1是反映技術和制度變遷的共同因子估計結果。從圖1可以看出,在樣本期內,共同因子(圖1中實線)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能夠很好地揭示技術革新和制度變遷對減排的作用。但是,具體而言, 1991年—1995年共同因子表現出明顯的波動特征,而1995年以后,則表現出更為穩定的趨勢。據此,我們懷疑,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在1995年可能存在斷點,有結構突變的可能。



        現實背景也表明,1995年前后,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可能會發生結構變化。原因在于,1994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前,所有稅收都由地方政府管轄的稅務局征收,地方政府在稅收政策上有較大的權限。而分稅制改革以后,稅種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做了明確的劃分,通過減免稅來扶持企業的行為會受到遏制。稅制改革本身就是分配機制的改革,分稅制的實施很可能對環境收益的分配格局產生影響,導致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發生變化。


        根據共同因子的估計結果和分稅制改革的現實背景,我們必須考慮1995年前后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引入虛擬變量D,1991~1994年,D=0,1995~2010年,D=1??紤]了稅制改革影響以后,環境收益(或成本)配置方程可表述為:


        其中:政府、企業、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在分配份額在1995年以前分別為

        并有約束。1995年以后則分別為,并有約束。用以反映可能存在的截距變化。


        模型(11)的估計方法與前面模型(7)是相同的,估計結果(表1)顯示,以及均顯著異于0,表明1995年前后環境紅利分配格局確實有顯著變化。


        考慮了稅制改革這一可觀測政策變革后,圖1中虛線所表示的共同因子表現出更為穩定的下降趨勢,可以更好地度量其他不可觀測的技術積累和制度變遷。由此也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對減排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


        (二)環境紅利分配的不公平性


        1. 經濟主體之間的分配


        表1是各經濟主體所得環境紅利的份額估計值。我們也同時給出了沒有考慮稅制改革影響的全樣本(1991~2010)估計結果。作為一個擬合不足的模型,其結果沒有參考價值,僅作為與完整模型的比較。

        顯然,企業攝取了大約四成的環境紅利,多年來,廉價的自然資源價格為中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條件,但由此也造就了經濟增長中高能耗、高污染現象。雖然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政策,但實際上,我國環境管理中仍存在一系列制度性“黑洞”, “禍首”工業企業付出極低的排污價格,坐享了巨大的環境紅利。


        比較而言,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環境紅利。這一結果與經驗判斷好像不太一致。在社會上和學術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即城鎮居民更多地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成果。但從環境角度來看,顯然事實并非如此。其實背后的原因并不難理解,工業企業大多分布在城鎮或郊區,城鎮居民承受了更多的污染損害,其源自環境污染的收入增長相對較低。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及其增速可能都比較低,但是,平均而言,其在承受較小污染損害的情況下參與污染收益的分配,其環境收益的分配比例就會相對較高。


        還有一個與我們先驗判斷不一致的結果,那就是政府從環境污染中所得收益并不高,僅有14%。其原因可以從稅收制度來解釋,1995年之前,所有稅收都由地方政府管轄的稅務局征收,稅收減免是地方政府吸引企業投資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慷環境之慨取悅資本”。


        (2)1995年以后,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城鎮和農村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分別為:19%、41%、19%和21%。


        顯然,1995年以后,農村居民的分配比例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降幅達7個百分點。城鎮居民略有上升,但仍低于農村居民。我們推斷,一個可能原因,也是一個事實,就是污染逐漸由城鎮向農村擴散和蔓延。


        另一個變化是政府分配比例顯著上升,增加了5個百分點,表明分稅制改革確實提高了政府稅收在環境收益中的比例。但是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稅制變革并沒有動搖企業的環境污染收益。企業在環境紅利中的分配比例依然超過4成。政府比例的提高主要源自農村居民比例的下降,而不是企業。說明“羊毛出在羊身上”,企業向居民轉嫁成本,其對環境紅利的攝取比例具有剛性特征。


        環境收益在政府、企業、居民間的分配結構及其變遷充分說明,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市場既無法遏制企業濫用環境資源的沖動,也無法實現環境紅利的公平配置。環境保護和環境紅利的公平配置都只能依賴于政府的環境補償機制,而且,針對企業的稅費會被企業通過商品定價轉嫁給居民。所以,價內的環境稅無法遏制企業濫用環境的沖動,對生產過程具有高污染性的商品征收價外的環境稅,有助于遏制市場需求,從而降低污染。而本文的測度結果則為價外稅率的厘定提供了定量依據。


        2. 地區之間的轉移


        社會上乃至學術界有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后,中國出現環境成本西移的現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別是西部大開發后,為了追求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部分企業可能利用東西部經濟實力的落差,而且考慮到環境稟賦的差異,將部分污染大、能耗高的技術和企業引入西部,造成西部的環境污染。那么,與公平的污染水平相比,各地區的實際污染水平是偏高還是偏低呢?或者說,一個地區所承受的環境污染是否與本地政府、企業、居民的收入相適應呢?


        表3給出了我們的測度結果,也就是基于(9)式核算出來的各地區環境成本轉移比例。轉移比例為負值意味著實際污染水平比公平的污染水平低,也就是與各經濟主體的收入相比,本地區的污染偏低,存在著污染的對外轉移。而正值則意味著與各經濟主體的收入相比,本地區的污染水平偏高。也就是被轉入了污染。?


        從橫向看,1991~1994年間,污染轉出比例最高的地區依次是青海、海南、寧夏、新疆、貴州等,主要是西部地區;而污染轉入比例最高的地區依次是上海、江蘇、四川、湖南、湖北等,主要是東中部地區。1995~2010年間,污染轉出比例最高的地區依次是海南、青海、北京、貴州、新疆等,主要還是西部地區;污染轉入比例最高的地區依次是江蘇、廣西、浙江、湖南,依然主要是東中部地區。環境污染轉移的總體格局沒有太大變化,東中部地區依舊承受著比西部更高的環境成本,只是差距有所減小。


        縱向來看,環境成本動態變化最大的地區有北京、上海、寧夏、青海等。我們基于1994年和2010年的具體變化來看:


        北京由1994年的公平污染水平變為大量轉出,2010年轉出比例高達488%。其原因眾所周知,就是北京污染企業的外遷。與其對應的是,河北污染轉入比例大幅增加,由原來的5%上升到28%。 與北京類似的還有上海,其污染轉入比例由原來的53%變為轉出53%。但同期浙江的污染轉入比例由36%上升至53%。除了河北和浙江,更嚴重的影響反映在臨近的沿海地區如山東和福建等。同期山東的污染水平由轉出18%變為轉入40%,福建的轉入比例由13%上升至47%。


        與北京上海相反,青海、寧夏等地原來非常高的污染轉出比例大幅下降。其污染轉出比例分別由119%和90%下降為38%和27%。這應該算是承接污染西移的典型表現。與其相反的是貴州和云南,其污染轉出比例不降反升,這應該與其旅游發展有較大關系。


        綜合而言,地區間污染成本的轉移是由近及遠漸進式的。與西部地區相比,處于經濟高梯度的中東部地區依然承擔著更高的環境污染成本,環境紅利的分配格局并沒有根本性變化。只不過目前的環境成本轉移縮小了地區間原來較大的環境成本差距,這有助于糾正而不是導致西部地區的“專業化陷阱”。


        對地區間污染成本轉移的測度為中央地方稅收分成的改革提供了依據。分稅制是按稅種劃分中央稅和地方稅并進行分成的,并沒有考慮與稅收對應的環境污染成本。這樣的稅收安排嚴重抑制了地方政府進行環境補償的能力及意愿。在地方政府的分成中,加上環境成本的權重,以便承擔了較高環境污染成本的地區有足夠資金進行環境恢復,有助于提高中央地方稅收分成的公平性。但是,加成部分需要做到“??顚S谩?,否則會對污染成本較高的地區形成反向激勵。


        (三)對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的靈敏度


        如前所述,交互效應反映的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對環境污染的效應。其中,共同因子反映了技術和制度因素的作用趨勢,載荷系數則反映了技術和制度因素對不同地區的效應差異。估計結果表明,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對減排確實起到了持續穩定的推動作用(見圖1),但是,各地區的反應靈敏度有所不同。表3是所反映的不同地區環境污染對技術和制度因素的靈敏度。


        估計值可以看出,對技術和制度因素比較敏感的地區有北京、上海、遼寧、黑龍江等,主要是傳統工業較為集中的地區。而相對不敏感的有廣西、寧夏、青海、新疆,主要是西部污染成本較低的地區。



        05

        結論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和高速增長,環境污染也日趨嚴重。環境作為經濟生產過程的投入要素之一,其收益分配是否公平成為社會輿論和學術研究的重要問題。對環境紅利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結構的度量是進行環境補償定價的基本依據。而度量地區間環境成本的轉移則為中央地方稅收分成的改革提供重要參考。


        本文建立了含有約束的交互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在既定的國際貿易背景下,測度環境收益在不同經濟主體和不同地區間的分配格局和動態變化。其主要結論如下:


        (1)企業攝取了超過40%的環境紅利,而且該比例具有剛性特征。

        (2)政府從環境污染中獲取的稅收并不高,其占有比例在分稅制改革后由14%上升至19%。遺憾的是,政府占有比例的上升不是來自企業、而是來自農村居民分配比例的下降。

        (3)比較而言,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環境紅利。但隨著工業污染從城鎮向農村蔓延,其差距在縮小。近期內,二者的分配比例分別為21%和19%左右。

        (4)環境污染成本在地區間的總體格局沒有顯著變化,東中部地區始終承受著比西部更高的環境成本。目前的環境成本轉移只是縮小了原來地區間巨大的環境成本差距,這有助于糾正而不是導致地區經濟落入“專業化陷阱”。

        (5)縱向來看,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污染成本在下降,但臨近地區如河北、浙江、山東、福建等,污染成本明顯上升。表明污染成本在地區間的轉移是由近及遠漸進式的、而并非普遍認為的自東向西跳躍。


        上述結果表明:市場無法遏制企業濫用環境的沖動,更無法實現環境紅利的公平配置,環保和環境紅利的公平配置都只能依賴于政府的環境補償機制。由于企業的環境紅利分配比例具有剛性特征,針對企業的稅費會被企業通過商品定價轉嫁給居民,所以,對生產過程具有高污染性的商品征收價外的環境稅,有助于遏制市場需求,從而降低污染,而本文的測度結果則為價外稅率的厘定提供了定量依據。


        同時,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分成沒有考慮地區間污染成本的轉移,在地方政府的分成中,以環境成本進行加權,以便承擔了較高環境污染成本的地區有足夠資金進行環境恢復,有助于提高中央地方稅收分成的合理性。但是,加成部分的稅收要做到“??顚S谩?,以免對當地的環境污染形成反向激勵。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我們對環境紅利和環境成本配置狀態的測度,必然受到樣本數據和模型設定的制約?;诓煌臉颖净虿煌哪P?,有可能得出不同的測度結果。而本文主要的目的則在于:基于理論和先驗信息,通過規范的分析,為環境紅利分配機制的測度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量化手段。



        ??作者介紹??

        楊繼生│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學者。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獲得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主要從事計量經濟學—面板數據理論與應用研究。

        徐 ??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副教授。張培剛優秀博士論文獲得者。參與國家自科基金,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專項資助基金。主要從事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及環境經濟學方面研究。


        End

        本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16年第1期

        聲明:本文為作者授權發布,如需轉載請聯系小編微信:cm3250992838